宋代名臣司马光一生珍视诚信，其胸襟光明磊落、为人直率坦荡，无论是为官、治学还是处世，始终秉持诚信之道。司马光认为，“夫信者，人君之大宝也”，他曾自我评价：“平生所为，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。”正因为这样，在历史上司马光曾与孔子、孟子一起，被奉为儒家三圣。《宋史》评价司马光“德之盛而诚之著也”“诚心自然，天下敬信”，清人陈宏谋也赞誉司马光一生“以至诚为主，以不欺为本”。
司马光笃奉诚与信，并非与生俱来，而是有着刻骨铭心的童年记忆。据宋人邵博的《闻见后录》记载，司马光五岁那年，有人送来一些青胡桃，他和姐姐想吃，却剥不开皮。姐姐有事走开后，家里仆人用热水烫开了青皮。不一会姐姐回来了，问他是谁想出的办法，司马光逞能说是自己。事情的经过正好被司马光的父亲看到，他厉声斥责了司马光。严厉的批评让幼年的司马光记忆深刻，“光自是不敢谩语”。
司马光家中有一匹良马，其性情温顺、毛色纯正、高大有力，但是每到夏天会患肺病。司马光在生活中非常俭朴，时常拮据，为补贴家用，司马光不得不忍痛割爱，让仆人将马牵到集市上卖掉。司马光一再叮嘱仆人，卖马时要将马有肺病这件事告诉买家。仆人说：“马患肺病别人从外表又看不出来，为什么要主动告诉买家呢？若提前说了，怎能卖得好价钱？”司马光正色道：“卖马事小，诚信事大，岂能因贪利而损名？”于是仆人照实卖马，集市上的人都赞扬司马光为人诚实。
不仅在生活中，在朝堂政事上，司马光也是奉诚信为宝，公私分明，不计恩怨，也从不回避自己应承担的责任。司马光与政敌王安石之间的交往，或许更能体现他的诚与信。司马光说：“光与介甫，趣向虽殊，大归则同。”他与王安石政见不同，也都是正面辩论。私底下，二人相互敬重，从不诋毁对方。1086年5月，王安石去世。噩耗传来，司马光深为悲憾。他担心王安石可能会遭受小人的鄙薄和诋毁，立即抱病作书，告诉右相吕公著：“介甫文章节义，过人处甚多……不幸介甫谢世，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，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，以振起浮薄之风。”朝廷根据司马光的建议，追赠王安石为太傅。
宋仁宗嘉祐年间，司马光应庞籍的征召，出任并州通判。在他受庞籍的派遣考察麟州屈野河以西筑堡一事时，司马光上报修筑堡垒可以保护边界安宁，不料筑堡的官兵千余人大部被西夏军围歼。御史来查案时，司马光已接到回朝任判吏部南曹的命令，庞籍为了让司马光能够回朝上任，便一人承担下责任，这使得司马光心怀愧疚、自责不已。他接连上《论屈野河西修堡状》《论屈野河西修堡第二状》以主动担责，要求处分，但两状均无批复，司马光只好在上朝时向朝臣们逐个解释，“言之切，口几流血”。最后，司马光还直接只身前往中书省和枢密院以求降罪，执政大臣的答复是：御史未给你定罪，何言降谪？这让司马光寝食不安、夜不能寐，常猛拍床板以痛悔。
对于人人皆向往的高官厚禄，司马光也是实事求是，不违心趋附。对于适合自己并能够胜任的职务，他毫无保留尽忠职守；反之，对于不胜其任的职位，即使官阶再高、俸禄再多，司马光也决不接受。
嘉祐三年（1058年），有宦官来司马光府上宣布敕令，擢升司马光为首都开封府推官，赐五品服。司马光却认为自己“实非所长”，并写下《乞虢州状》，请求辞去开封府推官这一人人艳羡的高职。皇上御批四字：“不许辞免。”司马光接着又写了第二状、第三状，但都被驳回。为缓解内心的愧疚，他特地请假回乡扫墓。
司马光四十四岁时，擢升为知制诰，但司马光不愿就职，他认为这一差事并非他之长。为此，他在嘉祐七年（1062年）三月连上九次《辞知制诰状》，说明自己不适宜任此职务。
司马光晚年时，正值哲宗年幼，皇太后想授司马光为门下侍郎，但他却辞谢道：“龄发愈衰，精力愈耗。”
苏轼这样评价司马光：“公忠信孝友，恭俭正直，出于天性。自少及老，语未尝妄，其好学如饥之嗜食，于财利纷华，如恶恶臭，诚心自然，天下信之。”在司马光的老家陕州及其著书十多年的洛阳一带，如果谁做了坏事，人们就会批评他：“难道你就不怕司马光先生知道吗？”这可谓是历史对司马光诚信的真实评价与褒奖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