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南轩记》中的耕与读

于晓川
2024-10-23
曾巩(1019年—1083年)是北宋最有影响力的古文家之一,他的《南轩记》是一篇自勉性文章,也是宋代较早明确表现士人耕读生活的记文。读此文,可以了解曾巩的人生志趣与道德追求,也可看到他在清寒生活之中持道自守的自我训诫。
《南轩记》作于北宋至和元年(1054年),曾巩与弟弟们在南丰耕作谋生。至和元年,曾巩已三十有六,稍有积蓄,在城郊十余里的田边修建茅屋,名为“学舍”,用以藏书、读书。南轩是“学舍”中向南的一间。曾巩在这里得到了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历练,并在《南轩记》中记叙了他的耕读生活与人生思考。作为土地的主人,他在这里躬身进行农事劳作。“得邻之茀地蕃之,树竹木,灌蔬于其间”,有幸得到一点田产,以篱笆围起,栽植竹木,种植谷蔬,导水灌溉,亲力亲为。从事劳动生产,他在四时轮换中,开垦、栽植、灌溉、收获,农忙甚至会在田间地头吃饭、夜宿。天暖水绿时急于耕地,晴日抓紧赴田中劳作,与弟弟们共同收割新稻。既是生存的需求,也有心性的磨炼、价值感的获得,他体会了穰穰满家、稻足鸡肥的喜悦。物质生活逐渐获得改善,正是曾巩带领家人勤于稼穑的结果。
“伏闲隐奥,吾性所最宜”,躬耕田亩之中,居于幽僻之地,切合他的本真性情,“结茅以自休,嚣然而乐”,有余地可修建茅屋,在此休憩,是难得的闲逸之乐,因此曾巩说,“世固有处廊庙之贵,抗万乘之富,吾不愿易也”,以廊庙之贵、万乘之富也不愿交换。不过,于他而言,这不愿交换的,是少有的安闲,更是既耕亦读的生活。曾巩在这茅屋收藏了数量极为可观的书籍,达两万余册。书籍的时间跨度大,从秦汉至宋皆有收入。曾巩认为,这些藏书是圣人先贤、有识之士殚精竭虑、发挥专长、分析辨别天地万物的道理而写成的。所著或论赞美好事物、讽喻心怀不轨之人,或感发于微小之处而寄托深远。“于天地万物,小大之际,修身理人,国家天下治乱安危存亡之致,罔不毕载”,对天地万物、小事与大道之间的关系、自身修养、国家治乱安危等,都加以详细记载。与这些藏书在一起,正如与益友相切劘,颐养心性、明晰事理、增长见识。因此在躬耕田亩、处理家务之外,他“虚窗达深暝,明膏续飞光”,日夜苦读。结合田间劳动的经验,他还以春种秋收、研磨谷物比喻学海求索的过程。足够勤劳,就自然会有稻谷收获而不用担心粮仓空匮。努力经营,所得也会积累越来越多。“既多又须择,储精弃其糠”,有丰富的储备,就可以择出糟糠,留下精良的部分。“昔废渐开辟,新输日收藏”,学问日益精进,当然是“万乘之富”交换不来的。
北宋士人文辞间常见以天下为己任的阔大情怀,不见用于世时,亦能持道自守。曾巩即如此。居南丰,远京师,处大山长谷之中,日日为稻粱谋,却不忘手持书卷,孜孜以求,是因为“所好者远”,喜圣人之言,愿以儒道济治天下。未能实现之时,他便以儒家君子人格要求自己。两次科考不第,家中杂务繁复,曾巩承接孔子“忠恕”“躬自厚而薄责于人”的思想,提出“养吾心以忠,约守而恕行之”,要用忠义来修养自己的道德、检视自己的操守。待人要宽厚,犯了错就加以改正。要勇于进取,不知息止。他还认为,士人应“得其时而行”,如果君子有好的机遇还要守在深山长谷而不出去做官、有所作为,是不对的。“不得其时则止”,如果没有遇到好的时机,那就不要勉强,这时还要不顾一切推行主张,也是不恰当的。居于卑巷穷庐,冗衣砻饭,田中劳作,筋骨疲惫,曾巩可谓“不得其时”,但不抱怨不懈怠,孝亲友,操劳弟妹婚嫁,静心读书,怡然养志,带领弟弟、妹婿成就了“一门六进士”的辉煌,践行了儒家之修身、治家之道。也正是由于这样的持道自守、自我训诫,待出仕为官,曾巩到越州、齐州等地任职时,也能怀抱兼善天下的理想,革除赋役弊端、积极救灾、兴修水利,“除其坚强而振其驰坏,去其疾苦而抚其善良”,整顿社会治安,兴建学校、讲说六经,实现人民安乐。
在耕读生活中,曾巩广读百家之书,开阔视野,却“一正以孔孟”,愈发坚定以儒道为思想根本,并努力以文传道,至老不变。他还认为文章有留存圣人之道的功用,圣人之道不经辨析不能得以显明。因此极强调研读儒家经典,评价文章也以“道”为根本标准。他在《南轩记》中提醒自己要持道自守,并将所作记文书于墙壁,“蚤夜览观焉,以自进也”,日日观看,以鞭策自己有所进步。
《南轩记》所呈现的耕读生活,是曾巩最重要的人生阶段之一,他以耕读为乐,抱持“扶衰救缺之心”,以儒家君子人格自律,在耕读中改善了生活状态,也促进了学行的提升与文章的精进。嘉祐二年(1057年)曾巩及第,走向仕途,在京时校勘、整理史书、诗文集,外任时勤勉为政,颇有治声,其间皆以文传道,不为空言。《宋史·曾巩传》评其“立言于欧阳修、王安石间,纡徐而不烦,简奥而不晦,卓然自成一家”,是给这位持道自守、胸怀远阔的文章家的最好评价。明清时期,曾巩得到唐宋派、桐城派的尊崇,文章成为士子摹习的典范,遂列于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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